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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志的人物事件

蔣志教授是李白家鄉(xiāng)人，在牙牙學語時就在父親的教導下背誦李白詩，聽李白的傳說故事。后來又多次游覽、瞻仰李白故居和李白讀書的大、小匡山。從小就產(chǎn)生了對出生于本鄉(xiāng)的偉大詩人李白的崇敬之情。

1980年,他參加了江油李白紀念館籌建工作,搜集整理了李白故里的大量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最先對郭沫若的“李白出生中亞碎葉說”提出質疑,并在起草李白紀念館說明時寫上“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但“說明”未被領導通過，因為“李白出生中亞碎葉說”是學術界權威 郭沫若的觀點,而且是國家認可的，李白紀念館只能與權威的觀點保持一致。當時蔣志聲明：可以在紀念館“說明”中違心的寫“李白出生于碎葉”,不過保留個人意見,寫成論文《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向報刊投稿。但當時郭沫若的觀點已寫進了大、中學的教材和各種工具書，而且在中蘇邊界談中，在我國對蘇照會中,都引用了郭沫若的觀點，論證“中亞一帶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因為我國偉大詩人李白就出生于碎葉”。李白出生地問題不僅是學術問題,已牽涉到政治問題。否定郭沫若的觀點就是向權威挑戰(zhàn),而且還是對于外交照會的修正。論文被多家報刊退回，幾經(jīng)周折，一直到1982年10月才在《四川大學學報叢刊》上發(fā)表了《李白生于四川江油》，同時，在江油舉辦的第一次全國李白術研討會上，蔣志的論文雖未準印發(fā),但他口頭闡述了李白出生于江油的觀點。由于根據(jù)的史料充足，論證有力，不能不引起了與會專家的重視，就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學術界對李白出生地展開了激烈的爭議。此后關于李白出生地出現(xiàn)了六種觀點。蔣志力排眾議，先后寫了《李白生于蜀》、《李白出生地諸說質疑》、《再論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等系列論文，在《四川大學學報》和《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上刊登和轉載。在多次全國和國際李白研討會上宣讀。李白出生于蜀的觀點得到了愈來愈多的學者的支持。終于為我國中學教材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英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采用。

1985年，綿陽師專建立李白研究室,蔣志 即是該室核心成員。后來研究室成員減少到2人，既無編制又無經(jīng)費,但無論如何困難, 20多年來,他一直堅持李白研究。對李白的生平、家世、李白蜀中的詩作、交游、李白與地域文化之關系、李白文化的現(xiàn)代價值、李白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fā)等方面作了獨創(chuàng)性研究,提出了新的觀點。如對李白的家世問題，他提出了家庭出身寒微，其父是文學修養(yǎng)很高的隱士，對李白出身于異族富商的觀點進行了批駁。在國際學術研究會上，曾當面與日本權威的漢學家、早稻田大學教授松浦友久辯論,駁斥其“李白出身異族”說，并發(fā)表論文《李白家庭出身考異》、《李白之父考異》、《李白異族說質疑》等,刊登于中文核心刊物《西南師大學報》以及《中國李白研究》，并全文轉載于《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2006年3月，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專程采訪了蔣志教授，他闡述了自己的李白出生地和家世的觀點,駁斥了出身于異族富商的觀點,這一專題采訪通過電視向全世界播放。

蔣志教授的李白研究工作開拓了新的視野，不僅從文學、史學的角度研究李白，而且從文化學、民俗學、美學、旅游學等多種角度研究李白及其詩歌，他是最早提出“李白文化”這一概念的學者之一，最先對李白文化的概念作了明確的界定。他在李白研究中，重視古為今用，對于李白文化的現(xiàn)代價值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發(fā)表了《李白詩歌的愛國主義精神》、《李白與大自然---兼論李白詩歌與環(huán)境文化》、《開發(fā)李白旅游資源》《略論李白文化的現(xiàn)代價值》等系列論文。這些都是開拓性的研究，對學術界影響較大。其論文多次在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上交流；在中文核刊物上發(fā)表，在《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上全文轉載。專著《李白蜀中論考》在幾次國際學術會上交流, 在“中國李白網(wǎng)” 上推薦，得到海內外學者的好評。中國李白研究學會副會長、秘書長李子龍教授在四川李白研究中心第一次學術委員會上的講話中，高度評價蔣志及李白研究室“取得了開拓性的權威性的無可取代的成果, 在學術界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綿陽師專升為本科后, 在原李白研究室基礎上建立了四川李白研究中心, 現(xiàn)在是該中心的骨干研究力量、學術委員會委員。目前正在進行四川李白研究中心的《李白與地域文化》、《李白年譜匯箋》、《李白與四川資料匯編》等課題的研究。 蔣志教授在中學工作時期,注意用鄉(xiāng)土教材充實教學內容,也喜愛向報刊投稿，因而在1965年,被邀請出席了全國青年業(yè)余文學創(chuàng)作積極分子大會, 因此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但并未因此而灰心喪氣，他很喜歡屈原的名言：“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文革”后，在堅持教學工作的同時，繼續(xù)從事地方史的調查研究工作。

蔣志教授從1978年開始,對出生于江油武都鎮(zhèn)的革命先烈王右木的事跡進行調查。王右木是四川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先驅者、四川黨、團組織的創(chuàng)建者、四川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奠基人。但是王右木早在1924年就犧牲了，王右木在武都的家“文革”中被抄, 在家鄉(xiāng)的唯一幸存的女兒王松英被打成“地主分子”，掃地出門，趕下農(nóng)村。在烈士故居找不到支字片紙的資料。他只得從零開始，經(jīng)很多周折,到農(nóng)村找到了王松英,又幫助王松英找政府落實“烈屬”政策,揭去了“地主分子”帽子,遷回王右木故居。從此,王松英積極配合他調查王右木的事跡。根據(jù)王松英提供的線索,去成都找到了王右木的學生張秀熟、劉蘭畦、肖崇素以及王右木留日同學劉剛甫;又到重慶訪問到了王右木創(chuàng)辦的馬克思讀書會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吳汝柏、王右木的學生杜鋼百;到滬州、赤水考察了王右木犧牲地點。后來又去武漢，從王右木的侄孫處征集到了王右木的幾張留學日本照片和“全家福”照片。最后到杭州見到了王右木唯一的幾子王浴生。當時他訪問的這些與王右木直接接觸過的人,不久都因年高而去世，若不是蔣志搶救資料及時,王右木的歷史會成一團謎霧。他除了走訪當事人,還鉆到成都市檔案館去“大海撈針”,找到了唯一的一張王右木辦的《人聲》報創(chuàng)刊號，又到四川省黨史辦找到了王右木給黨中央、團中央寫的信件的復制件。占有了以上這些資料后,蔣志才完成了《四川馬克思主義先驅者王右木》一書的初稿,1987年,王右木100周年誕辰時，該書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王右木紀念館也在這一年在江油武都鎮(zhèn)開館，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蔣志教授在綿陽師專長期擔任地方史教學, 該課無現(xiàn)成的教材, 白手起家，實地考察, 查閱史志資料, 在此基礎上先后編寫了《綿陽歷史》（中學鄉(xiāng)土教材）、《綿陽史稿》、《綿陽簡史》等專著, 發(fā)表地方史方面的論文、考察報告一百余 篇。《綿陽歷史》作為各中學歷史鄉(xiāng)土教材，多次再版，達10多萬冊。《綿陽史稿》獲綿陽市政府科研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綿陽簡史》獲綿陽市委“五個一工程” 獎，并被市委推薦為綿陽干部讀物，成為綿陽文史工作者必備的重要參考書。四川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隗瀛濤特地為《綿陽簡史》作序，高度評價這本書是“我省地方史研究的新成果，是一本創(chuàng)新之作。資料詳實可靠。學術上有獨創(chuàng)性。注意突出地方特色。”他參加編寫的《綿陽城市文化研究》和校注的《直隸綿州志》獲綿陽市政府科研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現(xiàn)在他正在參加《綿陽市志》的編撰和審稿工作。

由于蔣志教授熟悉地方史，成為綿陽歷史的權威專家。多次被邀請參加綿陽市政建設及綿陽風景名勝區(qū)建設的咨詢和論證會。如富樂山、西山風景區(qū)、仙海風景區(qū)以及越王樓的重建工程等,他都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建議。 蔣志教授在學術研究中堅持服從真理, 尊重事實,不迷信權威, 不囿于陳說的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在擔任中國古代史和地方史教學中，要求學生把讀書與實地考察結合起來，布置學生寫地方史論文必須實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資料。他每年都要帶學生進行歷史考察。先后去過西安參觀陜西博物館、秦兵馬俑、華清池、漢陵、唐陵和鴻門宴遺址。到漢中市考察劉邦、韓信、張良遺址和諸葛亮墓。對本省的重要歷史遺址，如成都的武侯祠、杜甫草堂、廣漢三星堆、都江堰、青城山、劍門關、古金牛道等處，每年都是利用暑假,冒著暑熱,帶須學生去考察,并要求學生寫出詳細的考察報告。這樣培育了學生嚴謹求實的學風,也培養(yǎng)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

蔣志教授在自已的科研中一直堅持求實的治學態(tài)度。除閱讀歷史文獻外, 還進行大量的實地考察, 走訪知情人士, 在取得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后, 再提出自己的獨創(chuàng)性見解。如對于李白的家世、生平等問題的研究，不僅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 還到李白走過的地方進行實地考察, 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獨創(chuàng)性的見解。如李白的《訪戴天山道士不遇》中的戴天山究竟在何處,學術界有爭議,地方志記載不詳，為弄清此問題，他5次攀登海拔2000多公尺的戴天山考察，終于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關于李白流放是否到了夜郎的問題,學術界爭論較大，他不辭勞苦，去到夜郎（今貴州省桐梓縣）進行實地考察,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在地方史的研究中,他不輕易相信現(xiàn)存的資料和結論, 而是要經(jīng)過自己的實地考察才作結論。如綿陽城區(qū)唯一的國家保護文物平陽府君闕, 以往的志書都說僅存“平、漢” 二字銘文, 他多次反復仔細考察,認出了“平、漢、楊、府、道” 五字, 為平陽府君闕的墓主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新的觀點。為了李白研究和地方史研究，幾十年來,他走遍了綿陽的山山水水。特別是退休后這十年對綿陽山區(qū)少數(shù)民族歷史及民族文化十分關注，每年都要到山區(qū)縣偏遠的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進行考察，他曾7次到虎牙、6次到王朗、5次上戴天山、5次上藏王寨。這些都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最高處曾到過海拔4000多米。全靠雙腳攀登，跋山涉水，有些地方根本無路可走，或披荊斬棘,臨時開路;或攀繩而上,緣木附壁;或踩過搖搖而墜的獨木橋;或涉過剛剛溶化的冰水河。晚上則住帳篷、宿巖窩，夏天遭暴風驟雨襲擊,全身濕透;冬天被冰雪霜凍包圍，徹夜難眠。他總是能在苦中尋樂,而且樂此不疲。由于他重視實地考察，不僅弄清楚了地方史和李白研究中的一些疑點，也發(fā)現(xiàn)了綿陽境內許多未曾被人們發(fā)現(xiàn)的寶貴的旅游資源，并對綿陽的旅游資源的開發(fā)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早在1997年就發(fā)表了《發(fā)展綿陽旅游業(yè)芻議》，此后又先后撰寫了《綿陽山區(qū)旅游資源的保護與開發(fā)》（《在四川省旅游發(fā)展論壇》上交流）、《對發(fā)展平武旅游業(yè)的思考與建議》、《大禹文化與北川》、《北川文化生態(tài)旅游資源的保護與開發(fā)》《古代環(huán)境文化的活化石---兼論綿陽山區(qū)文化生態(tài)旅游資源的保護與開發(fā)》、《綿陽山區(qū)少數(shù)民族的環(huán)境意識》、《綿陽三國文化初探》、《三國文化與旅游》、《鄧艾伐蜀路線新考》等。這些論文的實用性與針對性比較強，不僅對領導決策提供了參考，還在學術界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2006年9月，為考察平武虎牙的旅游資源和少數(shù)民族文化,他這位70高齡的老教授和年輕人一道，連續(xù)7天爬山涉水，毫無倦容，終于和課題組一道完成了平武縣人民政府委托的課題：《雪寶頂---虎牙景區(qū)旅游資源考察報告》,為開發(fā)綿陽能與九寨、黃龍相比美的旅游景區(qū)做出了重要貢獻。最近正在完成《綿陽旅游資源的開發(fā)與保護》省級科研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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