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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孫光瑞的人物經歷

孫光瑞，于1910年農歷八月初一出生在河北省平鄉縣前油召村一戶貧農家中。1935年正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大革命處于低潮時，孫光瑞毅然投身于革命事業。

1951年4月孫光瑞出任河北省人民檢察署檢察長。這一年，孫光瑞帶領新成立的檢察署工作人員積極參與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并就運動中執行政策存在的問題向省委寫出報告，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重視。1951年末，全國范圍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即“三反”運動。1952年2月，全國大中城市開展了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斗爭，即“五反”運動。根據第一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精神，孫光瑞把檢察起訴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貪污案件和不法資本家的經濟犯罪案件，作為河北省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任務來抓。

1951年11月2日，河北省第三次黨代會上，時任天津行署副專員的李克才、趙克揭發了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天津專署專員張子善的重大貪污事實，引起中央的高度關注。河北省委、省政府決定，組成孫光瑞在內的5人委員會，負責處理劉青山、張子善重大貪污案。孫光瑞任其中一組的組長，負責檢查劉青山、張子善在天津辦事處的賬目。隨著調查工作的深入，發現劉青山、張子善的問題非常嚴重，省委決定在省檢察署成立了專案偵訊辦公室，由孫光瑞負責。專案偵訊辦公室很快查明了劉青山、張子善重大貪污的事實。此案從揭發到處理完畢，只用了兩個月零20天，辦案速度之快，質量之高是少見的。此案的查處，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震動和巨大反響。

十年“文革”中，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受到嚴重破壞，檢察機關被取消。1978年6月12日，中共河北省委根據中央指示，決定恢復重建河北省人民檢察院，7月1日正式掛牌辦公。1978年10月，孫光瑞任河北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黨組副書記。1979年9月27日，任河北省人民檢察院代理檢察長、黨組書記。1980年2月6日，孫光瑞被選為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此時的孫光瑞已是71歲高齡。

檢察機關恢復重建的頭兩年，孫光瑞投入主要精力，重點抓了三項工作:一是抓機構重建和選調配備干部。1978年底，建立了石家莊、廊坊、承德、張家口、邢臺、邯鄲、滄州、衡水、保定、唐山10個地區檢察分院和石家莊、唐山兩個市檢察院以及156個基層檢察院，全省檢察人員達到1626人。二是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1978年12月16日至27日，孫光瑞參加了全國第七次檢察工作會議。在回省傳達會議精神的大會上，孫光瑞強調，全省各級檢察機關要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開展檢察工作，盡快平反冤假錯案，以保障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其間，原省檢察署的一批被錯誤打成反革命、右派的老干部重新回到省檢察院工作。三是提出“邊建邊干，以干促建”的工作思路，重點抓刑事檢察和信訪工作，以此促進法紀、經濟、勞改勞教檢察業務的開展。從1979年開始，全省各級檢察機關開始受理和查辦經濟犯罪案件，當年共辦理各類經濟案件72件，發揮了檢察機關在維護正常的社會主義經濟秩序和懲治腐敗方面的重要作用，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

1980年，孫光瑞提出“檢察長辦案”和“檢察長包案”的工作思路，省檢察院及時總結并推廣了“三定”(定案件、定質量、定時間)的辦案方法和“實行分片包干，堅持辦案崗位責任制”的辦案方法。實踐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查辦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當年全省各級檢察機關共立案625件，審結559件，其中不少是大案要案。

1982年，孫光瑞到秦皇島市檢察院調研，該院檢察長向他匯報了省外貿駐秦皇島辦事處倉庫的板栗大量霉爛，經濟損失巨大，有關責任人涉嫌瀆職的情況。孫光瑞當即派人將有關材料送給省委、省政府審查。省領導批示由省檢察院查清此案，依法處理有關責任人。

在查處過程中，有關責任人一方面派人到板栗產地去開假證明，宣稱板栗在產地就已經變質，并向省長匯報假情況;一方面訂立攻守同盟，企圖逃避罪責。針對這種情況，辦案檢察人員深入到遷西、撫寧兩縣，找到出售板栗的農戶逐一核實情況，當地農民向檢察人員揭發了省外貿駐秦皇島辦事處有關人員造假證明的事實。檢察機關查證屬實，依法批準逮捕了相關的瀆職犯罪嫌疑人，并提起公訴。

此案一波三折。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時，省外貿駐秦皇島辦事處個別領導又組織人員開著汽車、打著標語上街游行，高呼“某某無罪”的口號。同時，又把假材料送到中央有關部門，試圖把水攪渾，使案子不了了之。省委政法委為慎重處理此案，專門召開會議。會上，有人為犯罪嫌疑人評功擺好，認為嫌疑人功大于過。還有人說“這個案子得妥善處理，兩邊都是群眾”。孫光瑞態度堅決地說:“我們不是哪一邊的群眾，我們是檢察院，我們要的是依法辦案!”

最終，法院依法對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判決。有關領導對孫光瑞敢于堅持原則、秉公執法的凜然正氣高度贊揚，原來對瀆職犯罪認識不清的領導同志也針對在處理此案中的不恰當表態向孫光瑞作了自我批評。

4、劉青山 張子善案件觀后感

劉青山、張子善兩位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腐化變質，讓剛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認識到抵御腐朽思想侵蝕的緊迫性和加強執政黨建設的重要性。劉青山、張子善案件，自此成為教育全黨的典型案例。許多老百姓都有這樣的共識：這兩個人頭，換來了中國官場至少20年的安定。時隔近一個甲子輪回，鉤沉史事，槍斃劉青山、張子善的兩聲槍響，依然警鐘般振聾發聵，引人警醒，讓人深思，使我們深切感受到中國共產黨拒絕腐敗的堅決態度和堅定決心。

戰國的思想家商鞅說：“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所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這些封建“人治”制度下的反腐思想，雖然與中國共產黨的反腐理念有著性質和根本目的的不同，但毫無疑問地在揭示一個道理：懲治和反對腐敗，必須抱著堅定不移的態度。堅決懲治和反對腐敗，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始終高揚的旗幟。在這一旗幟下，無論地位多高、功勞多大，只要腐化墮落，觸犯黨紀國法，都必須受到最嚴厲的懲處。對劉青山、張子善兩位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處理，就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反對腐敗的堅決態度。

中國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無數革命先烈用生命換來的，是無數仁人志士用鮮血換來的。翻開劉青山、張子善的歷史，這兩位黨內高級干部在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中，確實做出過突出貢獻，立下了汗馬功勞。從劉青山的“日偽曾以1500塊大洋懸賞拿他”，到張子善的“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受到嚴刑拷打”，無不顯示了一個革命者的堅定信念和卓越功勛。但是，兩位出生入死的革命功臣，在革命勝利面前，在新中國成立面前，不是始終不忘革命的目的，繼續保持革命的氣節，而是躺在自己的功勞簿上，革命意志消沉，居功自傲，貪圖享受，腐化墮落。就如劉青山常說：“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享受一點還不應當嗎？”“革命勝利啦，老子該享受享受啦！’”正是這種享樂思想，使兩位革命功臣滑向了犯罪的泥潭。

對于兩人犯下的罪行，是將功補過，還是嚴懲不貸？當時有各種來自不同層次的不同看法。我們不能不承認，剛剛從舊中國過來的人，思想意識中還存在“刑不上大夫”、功過相抵等封建流弊。劉青山、張子善將被處決的消息傳開之后，在河北省干部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雖然廣大干部群眾尤其是天津地區的干部群眾，無不痛恨萬分，拍手稱快，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有“刀下留情”的不同想法。在征求天津地區552名黨員意見時，有335人同意判處劉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對，同意判張子善死刑的多一些，但也不是全部。特別是一些當年曾和劉青山、張子善一起出生入死鬧革命的干部，感到惋惜，有不少議論。有的說：“他們是有功之臣，不能殺呀！”有的認為：“可以判個重刑，讓他們勞動改造，重新做人。”有的呼吁：“希望中央能刀下留情！”有的感嘆：“三十多歲正是好年華，說殺就殺了，實在可惜，應該給他們一個立功贖罪的機會。”

當時河北省委根據調查和偵訊結果，向華北局提出了劉青山、張子善憑借職權，盜竊國家資財，貪污自肥，為數甚巨，實為國法黨紀所不容，以如此高級干部知法犯法，欺騙黨，剝削民工血汗，侵吞災民糧款，勾結奸商，非法營利，腐化墮落達到極點，建議處以死刑。中共中央華北局在接到河北省委關于對劉、張二犯“處以死刑”的意見后，對報告和其他材料進行了認真的研究，綜合各方面意見，原則上同意了河北省委“處以死刑”的意見，但考慮到中央決策時可以有回旋的余地，增加了一句“或緩期二年執行”。當河北省委和華北局的意見都匯集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手里時，毛澤東說：“對于這樣的叛徒和蛀蟲，有多少就必須清除多少。清除了他們，不是黨的損失，而是黨的勝利；不是降低了黨的威信，而是提高了黨的威信。”在征求了中央其他領導人和其他黨外人士意見后，中央依然決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議，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對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處以死刑，立即執行。

劉青山、張子善被執行槍決兩個月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出臺，成為新中國第一部專門懲治貪污腐敗的法律條例。

創業難，守業更難。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發出警告：“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毛澤東初進北京時，將其喻為“進京趕考”，而且只能考好不能考砸，“退回來我們就失敗了，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我們一定要考個好成績”。三百多年前的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占領北京城后，對形勢的重大變化缺乏足夠的認識，數十萬起義軍滋生著和平麻痹思想，因軍紀廢弛，生活腐化，被吳三桂、清兵和地主武裝消滅。毛澤東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以史為鑒，不犯歷史性的錯誤。所以他面對劉青山、張子善這樣被腐化的功臣毫不手軟，親自指示要嚴懲，以此作為官員的反面教材，起到了警示教育的作用。共產黨剛剛執政，共和國剛剛成立，能不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就在劉青山、張子善案被揭露和查處的同時，1951年11月20日，毛主席向全黨、全國發出命令，立即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運動之初，各級干部并不是很積極，甚至出現漠然視之和畏首畏尾的現象，造成行動上受阻。參加河北省第三次黨代會的一個代表發言時說：劉、張未處理之前，中央精神最多貫徹下去百分之十，劉、張處決后，至少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這已充分說明斗爭意識衰退和貪圖享受思想已經成為黨內一種普遍情緒。1951年11月29日，毛澤東針對華北局上報關于劉青山、張子善嚴重貪污浪費事實的報告批示：“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⑤1951年11月30日他又尖銳地指出，“反貪污浪費一事，是全黨的一件大事”。“我們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他親自為黨中央起草文件，提出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斗爭看成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重要。顯然，毛澤東沒有把劉青山、張子善的案件作為個案來看，而是針對政權鞏固和面臨的嚴峻形勢，把它看做是能導致歷史興亡周期往復循環的一種苗頭現象，義無反顧地要在全黨開展一場拒腐防變的“大斗爭”。

從1952年1月起，以清查、處理黨內各級干部中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分子為目標的“打老虎”運動迅速掀起。1952年1月14日毛澤東在對遵義軍分區關于“三反”運動的綜合報告的批語中提出：“務將一切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在黨和國家機關、公營企業、事業、解放軍和各人民團體的“三反”斗爭中，各級黨委“首長負責，親自動手”，放手發動群眾，深入宣傳運動的意義和黨的方針政策，帶頭進行自我檢討，動員有問題的人主動坦白交代，號召廣大群眾檢舉揭發。“三反”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逐漸走向高潮。據不完全統計，經過發動群眾揭發檢舉、定案處理和組織建設三個階段，“三反”運動到1952年6月勝利結束。據統計，整個“三反”運動中有23\ue0108萬人被開除黨籍，勸退10萬人。如此大的成績，與處決劉青山、張子善不無關系。而黨內如此大的范圍內存在問題，足見當時問題的嚴重性，不下狠心是不行的。到1952年1月，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參加“三反”運動中的總人數為383萬多人（未包括軍隊數字），全國共查出貪污舊幣1000萬元以上的貪污犯10萬余人，貪污的總金額達6萬億元，對有嚴重貪污行為的罪犯，判處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的67人，判處死刑的42人，判處死緩的9人。劉青山和張子善無疑是這場運動中發現和處決的兩只最大的“老虎”。

盡管從現代法治角度看，“三反”運動不可否認地帶有群眾運動的色彩，但是，在中國共產黨剛剛開始執政，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的情況下，作為防止執政黨變質的一次寶貴探索，“三反”運動在一定程度抵制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資產階級思想對黨員干部的腐蝕，不僅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純潔了國家機關，教育挽救了干部，而且在全社會樹立了廉潔奉公，遵紀守法的良好風氣。顯而易見，劉青山、張子善案件作為“三反”運動中發現和處理的一個大案要案，對這場運動的深入開展產生了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致喪敗。”“三反”運動的開展，尤其是對劉青山、張子善嚴懲，展示了新生的共和國反腐敗的巨大勇氣和堅強決心，對嚴肅黨紀等都起到了巨大的震懾作用。再一次用行動向全社會表明：馬克思主義政黨拒絕腐敗，中國共產黨在進京“趕考”中決不會做李自成，決不會放任腐敗現象滋長下去，決不讓千千萬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改變顏色。

重視和加強對黨員干部的警示教育，是中國共產黨保持肌體健康、清正廉潔的基本經驗和優良傳統。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開展了延安整風運動，不僅使全黨普遍受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而且又使黨員端正了思想路線，樹立了自覺、自省和自律意識。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要求全黨學習郭沫若根據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失敗教訓而撰寫的警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旨在提醒黨員干部牢記腐敗亡國的歷史教訓，永葆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革命本色。在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毛澤東先后把防止腐敗作為全黨一項緊迫的政治任務，特別是在劉青山、張子善案件處理和以后開展的“三反”運動中，始終不忘把對黨員干部的教育作為大事來抓，直到今天劉青山、張子善案件依然成為全黨警示教育的典型案例和反面教材。

在對劉青山、張子善案件做處理決定時，廣泛采取了民主的方式，充分讓黨員干部充分討論并發表意見。當時中央的意見雖然已經統一，但是在正式做出決定前，毛澤東還是不放心，又委托華北局到天津地區調查研究、征求干部群眾的意見。華北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通過河北省委廣泛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屬部門對劉、張兩犯量刑的意見。同時，黨中央和毛澤東在看到華北局和河北省委上報的材料后，還邀請了黨外民主人士傳閱，聽取了黨外人士的意見和建議。這種做法，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法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既保證了案件處理充分發揚民主，又起到了以案示警的積極作用。此外，在對劉青山、張子善案件進行審判時，采取了邀請群眾參加的方式，讓干部群眾臨場接受教育。當時，應人民政府特別邀請參加公審大會的，有來自河北省、保定市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的領導干部、工作人員和駐保定的解放軍指戰員，也有來自全省所屬各市、各專區、各縣的機關團體及群眾代表，還有遭受劉、張貪污案直接危害的天津專區的災民代表、民工代表，總計達2\ue01018萬多人。會場之外，河北省人民廣播電臺還向全省廣播大會實況；全省九個專區及各縣鎮組織了近20萬人，在收音機和大喇叭旁收聽廣播。在劉青山、張子善執行槍決之后，《人民日報》、《河北日報》、《天津日報》等又以醒目的大字標題、頭版位置詳細報道了公審大會消息，使全國干部群眾迅速了解案情、接受警示教育。《河北日報》還用整版篇幅，在二版位置刊登了12幅公審大會的紀實照片。河北省紀委原專職常委的周克文回憶說：“公審大會當天機關統一組織收聽大會實況，但真正全面準確地了解案情，還是在看了公審大會第二天出版的報紙。當時多家報紙都以醒目的大字標題在頭版詳細報道了公審大會的消息，看后讓人很震撼。”“毫不夸張地說，這個案子整整教育了一代共產黨人。”關于劉青山、張子善案件的輿論宣傳，猶如一陣颶風席卷全國大地，為全黨全社會敲響了拒腐防變的警鐘。

毛澤東說：“華北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并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⑤時任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的馬國瑞則代表省委作了公開檢討，刊登在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上；時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楊秀峰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沉重的責任，慘痛的教訓》，言辭懇切而沉痛地寫道：“我們只偏于看他‘有辦法’‘能完成任務’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壓抑民主的家長統治、欺上壓下的惡劣品質作風的一方面。”“官僚主義是培養貪污浪費的溫床。”《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省委書記林鐵同志的妻子弓彤軒寫的《檢討我接受劉青山、張子善禮物的錯誤》。……當時有的老干部說：“八年抗日戰爭，三年解放戰爭，我都經歷過，從死人堆里爬出來幾次，從不知道害怕。可不知為什么，當我看到黑乎乎的槍口對準了劉青山、張子善，我的腿有些發軟，腦袋嗡地一下脹得老大。過去認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沒什么，享受點沒什么，今天看到劉、張所犯錯誤的嚴重性，才讓我大吃一驚！我們應該時時警惕自己，自覺抵制資產階級的侵襲，千萬麻痹不得呀！”這些來自不同層次的反思、檢討和感想，充分體現了對劉青山、張子善嚴懲不貸的教育效果。劉青山刑前坦言：“拿我作個典型吧，處理算了，在歷史上說也有用。”張子善也說：“傷痛！萬分傷痛！現在已經來不及說別的了，只有接受這血的教訓！”

前事不忘，后世之師。歲月更迭六十余載，新中國反腐敗第一案一直備受關注，屢屢被寫成小說、拍成電影、編成話劇等，其警示教育意義經久不衰。

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世情、國情、黨情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⑥。這就要求我們廣大黨員干部在輝煌成就面前不驕不躁，在嚴峻的形勢和挑戰面前更加清醒，秉承“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古訓，不被鮮花和掌聲所陶醉，不坐在成績上吃“老本”，不躺在榮譽上圖安逸，牢記執政興國的使命，加強世界觀的改造，防微杜漸，克己奉公，居安思危，使黨繼續保持蓬勃朝氣、昂揚銳氣和浩然正氣。

正如胡錦濤同志紀念建黨90周年重要講話中指出的：“全黨必須警鐘長鳴，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堅定的信心、更加堅決的態度、更加有力的舉措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堅定不移把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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